小白是高二下学期转来我班的。在此之前，他是出了名的“问题学生”——上课睡觉、课堂捣乱、偷偷抽烟，因屡教不改已停课在家近一年。得知他要转入时，我本能地抗拒：没有哪个班主任不希望学生听话好学，我既担心教不好他，更怕他影响班级秩序。
初见时，是他父亲带着他走进办公室。男孩低着头站在角落，透着几分腼腆；父亲则不停搓着手，反复保证“孩子肯定守纪律，再也不调皮了”。交谈间，家长的无奈几乎要溢出来：“孩子还小，总不能一直在家耗着，现在不指望他多优秀，能顺利毕业就好。”
按惯例，这类学生入班需写保证书并由担保人签字，可在他父亲去取教材的间隙，我和小白有过一次简短对话。他说话时小心翼翼，紧张到有些结巴，那股藏在局促里的“想改变”的劲儿，让我动了恻隐之心。我决定撕掉“保证书”这层形式——与其要一份没有约束力的承诺，不如换一份他对我的信任。就这样，小白成了我班的一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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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天早读，我巡视时特意留意坐在最后一排的他，可一眼望去，血压瞬间飙升：他正和周围同学谈笑风生，完全没把早读放在眼里。昨天的信任、他的局促，此刻都像成了笑话。我强压怒火，把他拎进办公室，失望压得我说不出话。他红着脸反复道歉，我终究还是软了心：“再信你一次。”
往后几天，我格外关注他。我的课上，他听得格外认真，即便一轮复习已开始，落下的知识让他满脸吃力，却仍能看出对知识的渴望；自习课上，他也埋着头努力追赶。我立刻给小白妈妈打了电话，特意叮嘱：“等他回家，一定要说陆老师今天表扬他了，告诉他只要坚持，肯定能赶上来。”
本以为他会就此步入正轨——我的课堂上，他甚至会主动举手回答问题——可其他科老师的反馈却给了我一盆冷水：“小白上课总打瞌睡。”我起初不信，直到自习课上亲眼看见他趴在桌上，同桌使劲摇他都没反应。我拿起一本书拍在他后背，他惊醒后，才在办公室说出实情：长期熬夜玩手机到凌晨一两点，白天根本撑不住。
以往遇到这种事，我会立刻联系家长，但小白的情况显然是家长已无计可施。看着他低着头的模样，我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：与其“堵”，不如“疏”。我和他订下“君子协议”：每天晚上十一点半前必须交手机给父母。他迟疑了许久，最终点了头。当晚十一点半，我收到小白妈妈的消息：“手机已经交了。”悬着的心，终于松了半口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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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子一天天过，学校摸底考试的成绩出来了——小白的物理竟然考了全班第一。我第一反应是“他作弊了”，可又怕冤枉他，便先找他聊生活和学习。他的话让我意外：“刚开始交手机特别不适应，可坚持一阵后，觉得玩手机也没什么意思。现在不怎么碰手机了，反而能学到半夜一两点。”原来，他是真的变了。
转眼到了高考，成绩公布时，所有人都很意外：小白离本科线只差两分。后来赶上录取降分，他如愿考上了理想的本科院校。
得知他要送锦旗感谢我时，我心里满是欣慰。再次见到小白，他早已不是当初那个腼腆局促的男孩——阳光、自信，笑着朝我走来，活脱脱一个开朗的大男孩。
我想，这大概就是教育的意义：不是把所有学生都教成“尖子生”，而是用信任和耐心，帮他们找到向上的力量，让每个“差点掉队”的孩子，都能追上属于自己的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