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有一则故事也很有讽刺味道。一次，旗人官员德寿提出，要把各洋务学堂的算学、体操、地理三门功课全部取消，理由是：“算学可删，因做官的自有账房先生料理财务；体操可删，因我辈是文人，不必练那个；地理一科是风水先生之言，何必让读书人去做风水先生呢？”
进士出生的林则徐，被称为近代中国“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人”。但是，林则徐的西学知识也很有限。1838年12月，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，派往广东禁烟。次年3月，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、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广州筹划禁烟。林则徐立下誓言：“若鸦片一日未绝，本大臣一日不回，誓与此事相始终，断无中止之理。”他采取果断措施，迫使英商陆续交出2万多箱鸦片，并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。为了报复，1840年6月28日，英舰封锁珠江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。两个月后，浙江定海已被英军攻陷。身在广州指挥抗英战争的林则徐忧心如焚，再次上折，提出可以利用乡井平民打败英军，收复定海。他的主要理由是英军仅持船坚炮利，而“一至岸上，则该夷无他技能，且其浑身裹缠，腰腿僵硬，一仆不能复起，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，即乡井平民，亦尽足以制其死命”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，林则徐对英国人“腰腿僵硬”“屈伸皆所不便”，因而“一仆不能复起”这一见识深信不疑。据说，有人还向林则徐献了一计：使用钩镰枪——一种带着钩子的长矛对付洋鬼子。其理由是，洋鬼子的膝盖不能弯曲，只要用钩镰枪钩住他们的腿，将其拖倒，他们就再也无法自己站起身来。这样，就可以置洋鬼子于死地。林则徐采纳了这一建议，并在部署官涌炮台的防备时，以直腿的洋鬼子肯定爬不上去为由，没有对其侧后方加以防备。结果，洋鬼子竟能腿打弯儿偷偷爬了上去，导致炮台陷落。
不改革空洞、陈旧、落后的教育模式，人才匮乏，中国必亡！于是，关于改革国学教育模式、创建京师大学堂的建议此起彼伏，时有高论。
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，曾出使过日本、俄国的晚清外交家王之春（1842—1906，湖南衡阳人）在《广学校篇》中指出：
西学规例极为详备，国中男女老幼，无论贵贱，自王子以至于庶人，至七八岁皆入学。……学分四科，曰经学、法学、智学、医学。……更有技艺院、格物院，均学习汽机电报织造采矿等事。又有算学、化学，考验极精。……总之，造就人才，各因所长，无论何学，必期实事求是，诚法之至善者也。
1893年，清末改革思想家郑观应(1842—1922，广东中山人)出版了巨著《盛世危言》，全书贯穿着“富强救国”的主题，对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、文化等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。郑观应认为，要国家富强，就必须重视西学，发展教育，注重掌握西方天文、地理、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。他说，“学校者，造就人才之地，治天下之大本也”。他主张大力翻译西方书籍，改革科举考试，增设格致、电子、医学等新科目，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。
《盛世危言》一经问世，朝野震动，各界人士争相传阅，重印20余次，影响很大。光绪帝师、时任会典馆副总裁的孙家鼐曾将《盛世危言》推荐给光绪皇帝。皇上阅后，赞叹不已，命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（简称总署，下同）印刷2000部，分发各级官员学习。《盛世危言》对于康有为、孙中山乃至少年毛泽东，都有很大的影响。后来，在延安的窑洞里，毛泽东回忆说：“在深夜，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门遮盖起来，使我的父亲看不见灯火。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喜欢的书，叫做《盛世危言》。《盛世危言》激发了我继续求学的欲望……”
1895年7月，小站练兵开创者胡燏棻（？—1906，安徽泗县人）向朝廷上了一道《条陈变法自强事宜疏》，就修铁路、开矿产、创邮政、练陆军、设学堂等十个问题，全面、翔实地提出了变法主张，“今日即孔孟复生，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，而舍仿行西法一途，更无致富之术”。在第十个问题“设立学堂以储人才”中，他大胆建议：“拟请特旨同饬各直省督抚，务必破除成见，设法变更，弃章句小儒之习，求经济匡世之材。应先举省会书院，归并裁改，创立各项学堂，……数年以后，民智渐开，然后由省而府而县，递为推广，将大小书院一律裁改，开设各项学堂。”“商有学堂，则操奇计赢之术日娴；工有学堂，则创造利用之智日辟；农桑有学堂则树艺饲畜之利日溥；矿务有学堂，则宝藏之富日兴。”
光绪皇帝深为赞许，任命胡燏棻调任卢津（北京卢沟桥至天津）铁路督办，不久，又提拔他当了顺天府尹。
对于当时“学子”如云，而“左无才相，右无才史，阃无才将，痒序无才士，陇无才民，廛无才工，衢无才商”的尴尬局面，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。龚自珍曾大声疾呼：“九州生气恃风雷，万马齐喑究可哀。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。”康有为则深刻反思：“考据家著书满家，如戴东原，究复何用？”梁启超指出，清廷官吏“不学兵旅而掌兵，不懂会计而掌财，见洋人栗栗变色”，因此，“变法之本，在育人才；人才之兴，在开学校”。
创办新式学堂，培养新型人才，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！
